2015年是我国会计学泰斗、当代最有影响的会计学家之一娄尔行教授诞辰100周年。他倾其一生，为推动新中国会计事业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与人共同撰文率先提出建立会计理论体系的设想；面对有关会计涵义、职能和属性之争，在其主编的上海财经大学（下称上财）第一本教改教材《基础会计》和其后的撰文中，明确了会计“参与经营决策”和“确保合理分配”等职能，深入探究会计本质；作为1987年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基本理论与会计准则研究组”成员之一，其思想和主张在之后的会计制度改革和会计准则研究中都有深入的体现；多次代表中国政府出席联合国政府间经济、会计会议，在推动中国会计走向世界和加深中西相互了解方面成就显著；三次亲历亲行会计教学改革；推广现代实证和定量研究，为新中国会计研究方法论做出了开创性贡献。娄教授的女儿们曾回忆父亲说，他认为自己是搞会计的，和数字有不解之缘，故为孩子们取名“有原”、“有宜”、“有珊”、“有世”，谐音为元、二、三、四，可见其一生已与会计紧密相连，无法割舍。而除了学术思想和学术贡献外，其高山仰止的品行、兼容并蓄的胸怀、注重传道授业的教育理念及谦逊温和的待人之道更让他成为很多人生命中的灯塔。值娄尔行教授诞辰100周年之际，本刊编辑部特邀请娄先生的几位学生共同撰文追忆和缅怀大师风范，以砥砺后人。

　　汤云为：能够追随娄先生让我感觉很幸运

　　不久前我参加了在上财举办的娄尔行教授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这样的时刻我总是难以抑制心情的激动。回想起当年先生谆谆教导的一幕幕，宛在眼前。我感到自己是一个幸运儿，追随娄先生这样一位大师，零距离聆听他的教诲，有机会真正领会他博大精深的学术思想，感受他严谨的治学态度，看到他对会计学科的那份执着和追求，如痴如醉，无怨无悔，至死不渝。这种精神，怎不令人感动，令人神往。

　　在我们学生辈眼中，娄先生就是我们的一代宗师。我还清楚地记得，每一次去河滨大楼娄先生家听课总是带着一点紧张、兴奋，有点像去参加一场面试。娄先生举手投足不失大家风范，平时不苟言笑，面带几分威严，在师生应答之间表露出对学生的要求，或者指点迷津。我明白娄先生对他门下的每一位学生都要求很严，期许很深，他是爱他的学生的，只是表现的形式与众不同，真所谓爱之愈深，责之愈严。对这一点我们心里是十分清楚的，这也是娄先生的门生比较勤奋、不敢懈怠的一个重要原因。娄先生对学生的爱还表现在对学生的提携拔擢，创造机会，鼓励进取，这一点我深有体会。在参加娄先生主持的中美比较会计研究中途，娄先生推荐我到美国加州大学做了一年助理研究员，使我有机会收集到宝贵的资料，为我的博士论文打下了基础。当我斗胆创办中国会计教授会的时候，娄先生亲临创立大会表示支持，这是何等的一种精神支持啊！没有娄先生的举荐和提携，恐怕就没有我日后取得的那些进步。我们这些学生追随娄先生多年，耳濡目染，多少学到了他的一些为学之道、为师之道、为人之道，成为我们立身行事的标准，是我们所感恩不尽的。

　　我想，我们今天纪念娄先生，除了缅怀先生的感人事迹，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外，更积极的意义还是在于要将从娄先生那里所学到的为学做人的高贵品德传授给我们的学生，影响下一代人。娄先生在会计学界就像一盏明灯，曾经照亮了我们这一代学子，我们可能做不到像他那样光芒万丈，但只要我们学到他的精神，哪怕成为一支小小的蜡烛，也能燃烧自己，照亮周围的一片。我们要将娄先生传递给我们的接力棒一棒一棒传下去，绵绵不断，生生不息。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将这些接力棒变为能量棒，通过我们的努力，在我们的手中为它增添能量，使之不会衰减，以此来告慰我们敬爱的娄尔行教授。

　　张为国：我和家人为何捐树娄尔行先生塑像

　　今年是我在上财的硕士和博士导师娄尔行先生100周岁寿诞。在这特殊的日子，我和家人捐铸了一尊铜质先生塑像，树立在上财会计学院大楼厅堂中央。

　　为何这样做？记得先生去世不久，也即十多年前，我第一次给上财校领导写信，表达了捐树先生塑像的意愿。我在信中说，一个名校不在有多少大楼，也不在有多少好书，而在有一批名师。这一批名师就是名校的校魂。大楼可以建造，好书可以购置，而名师永远无法复制。如果说上财是名校的话，娄先生就是上财的一位校魂。为这样的名师树碑立传，既是为了充分肯定他们对上财的贡献，也是为了让他们的学术精神在上财代代相传。

　　我对上财怀有深厚的感情。从1978年年底第一次踏入刚复校的上财校门，到1989年年底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我整整做了11年上财的学生，之后又在上财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系主任，直到1997年被调任中国证监会首席会计师才离开。我并无底子，也谈不上聪明，但确实非常刻苦。在上财历史上，我可能是在校内住得最久的学生。即使是年三十，也是在家里吃好年夜饭就回上财宿舍。那时没空调，也没电热毯。无数寒冷的夜晚，整个上财校园只有我一个学生在寝室内读书。手脚都是冻疮，至今两手还留有冻疮留下的疤痕。无数酷暑严寒凝聚成我对上财一草一木，对教育、帮助过我的上财每一位师长、领导，以至每一位职工的无限热爱。母校是我人生的一部分，而且是重要的一部分。为此，我时时想着如何回报母校，而捐树先生塑像正是出于这一感情。

　　我是唯一既做过先生硕士生，又做过先生博士生的，为先生的学生整整7年。此后担任系副主任、系主任时，娄先生一直是名誉系主任。在我心目中，先生不仅是一位导师、也是一位教父。先生的为学、为师、为人风范无任何人能够替代。他门下的博士生不多，但却培养出了一位上财校长、两位上财副校长、两位上财会计系（学院）主任（院长）、四位系（学院）副主任（副院长），还有中国证监会历史上四位首席会计师中的两位。而他学生的学生不少也已成为高校的学术带头人、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相关中央部委的领导。没有先生，没有我的今天。没有先生，也没有上财会计系的学术地位，甚至会影响整个上财的学术地位，包括全国第一批博士点，第一批应用类研究生试点单位，第一批可授予MBA学位的高校，第一批全国重点学科点，第一批文科学术基地（全国仅六个单位，除上财外，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两个研究所、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等。

　　做先生研究生的一大受益之处是，先生总以各种理由将我们带到各地参加各种活动，这使我认识了当时会计界政企学各领域的带头人。我从一个单纯的学者到1997年大胆接任中国证监会首席会计师，再到2007年成为第一位来自中国的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理事，相当程度是先生通过这一方式为我奠定的基础。在此过程中，我也对先生在我国会计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有了更深切的认识。

　　譬如，开始做先生的硕士生不久，先生带我去参加由国家教委在复旦大学召开的有关如何提高高校经济效益的研讨会。在会上有幸见到我国会计界德高望重的前辈潘序伦先生。潘老谦和地对我说，“小张，您做娄教授的研究生是幸运的，因为我不是大学者，您导师才是大学者。”

　　又如，改革开放之初的十多年，先生在上财前身国立上海商学院的同学和同事、曾长期担任财政部会计司司长的杨纪琬先生总是将重大的、开创性的项目委托给先生。作为先生学生和助手的我得以无数次聆听杨老的教诲，从中深切体会到他对先生学术水平的充分肯定，对先生专业意见的充分尊重。同时，我还领悟到杨老如何利用他长年在中央机关工作的经验，将先生的学术意见转化成制度和实务。而这一切又使我受益匪浅，尤其是使自己得以顺利地由纯学者转换为一个颇为敏感的证券市场监管者和国际会计游戏规则的制定者。

　　再如，在先生的引领下，我也无数次得到厦门大学葛家澍老师的谆谆教诲。葛老师待我无异于他自己的弟子。我仍记得两位导师都曾亲口对我说过的一段经历。上世纪80年代初国家学位委员会开始评定第一批文科博士点和博导。评审快结束时，经济学科组组长、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问参加评审的葛老师：“葛老师您为什么不报博导？”葛老师简单而明确地说：“上财娄尔行教授不当博导，我也不做博导。”结果，葛老师和娄先生成了未申报即被评定的我国会计界第一批博导。这一经历足以彰显像葛老师这样的我国会计界先辈的风范，也足以证明娄先生在中国会计学术界的地位。为先生树像也是希望我国会计界的后人能缅怀这一对中国会计事业发展影响深远的大师，继承他的学术思想和精神，推动我国会计事业进一步发展。

　　吴艳鹏：春风化雨，红烛照人

　　1987年，我被上财录取，有幸成为娄尔行先生门下第三位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学生。虽然时间已经过去28年，但先生的谆谆教导仍然清晰地存在于我的记忆之中。

　　那是1987年7月的一天，我在上财中山北一路369号校区见到了我敬仰的娄先生。那时先生的身体还很硬朗，他略带上海口音、面容温和地对我说：“小吴啊，欢迎你到上海财大学习。会计学是一门重要的经济学科，中国的会计学理论和实践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和提高。中国现在在读的会计学专业博士生屈指可数，不仅我们这一辈人要做好铺垫，也希望你们这一辈人要更加努力。”

　　在校学习的三年时间里，先生关注、关心和指引着我的每一点成长和进步，在经济理论、会计学术、会计实践，乃至于生活等方面都给予了悉心的指导和关怀，至今仍历历在目。

　　——悉心安排理论学习。先生为我开具了一系列需要研读的经济学和会计学书籍（包括英文版会计学名著），每读完一本清单上的书籍，都要我向他汇报读书心得，并就书中关键之处给予指点，让我对其中不明之处茅塞顿开。那段时间，在大量的阅读和先生的指点下，我的经济学和会计学理论水平得到了快速提升。

　　——精心指导学术研究。在理论学习的同时，先生亦要求我结合当时中国经济发展背景进行阶段论文的写作，并要求论文对经济的发展有实际价值。我发表的《西方会计研究中的证券市场学派》（《会计学丛》1988年第4辑）、《试论审计的独立性》（《财经理论与实践》，1988年04期）、《外国投资者对我国会计的几点看法》（《外国经济与管理》,1998年11期）等几篇论文，以及先生与时任上财会计系主任石成岳教授一起安排我参加的与香港会计师公会合编《英汉会计词汇》的部分工作等，都是在先生精心指导下完成的。

　　——热情给予实践机会。在我攻读博士学位的几年时间里，娄先生抓住每一个重大的社会实践机会给他的学生，帮助学生从社会实践中提高。如安排我参加1987年中国会计学会年会以及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原则专题理论研讨会。在会上，我见到了时任财政部会计司司长杨纪琬教授和厦门大学葛家澍教授，有机会向中国当代会计大师当面请教学习。又比如，娄先生介绍我去上海石化总厂做经济调查，使我有机会全面了解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上海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大型国有企业在经济运营、财务管理等方面的真实情况，为后续理论研究乃至博士论文选题和撰写以及顺利答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再如，娄先生介绍我去财政部进行政策调研，意在加强对财经理论研究与政策制定关系的深度理解以及建立理论为实践服务的理念与行为方式。

　　——热心给予生活帮助。1988年，上海地区甲肝大爆发，一个月病倒数十万人，市民非常惊恐，不敢握手，不敢随便饮食，不敢随便喝水。在这种困难的时候，娄先生通过学校的老师过问我的身体和起居，让我这个从外地到上海求学的学子倍感温暖。又如，那时我脱产攻读博士学位，在上海既要生活、又要买书和订阅资料，有一定的经济压力。娄先生知道后，建议上财安排我担任他的科研秘书，每个月给予我60元人民币的秘书津贴，帮助我渡过了难关。当然，作为娄先生的科研秘书，我365体育直播-官方唯一指定网站@：了一些在先生身边学习的机会，使我能够更快地成长，这是我在几年博士学习阶段的另外一份收获。

　　——严谨治学、学界泰斗。作为娄先生的博士生和科研秘书，我有机会耳濡目染地感受先生严谨治学的精神和学以致用的高要求。他将自己的教育方法归纳为九个字：“教方法、压任务、多启示”。无论是指导博士生理论学习、阶段论文写作还是指导博士论文选题和写作，不管是在立论方面、论证方面还是在结论方面，甚至是用词方面，先生都是高标准、严要求、绝不放过漏洞。在他看来，博士生是“国家队队员”，要效学五连冠中国女排的拼搏精神，无愧于“博士”的称号。

　　2005年10月9日，娄尔行教授学术思想研讨会在上海财经大学举行。

　　——教书育人、一代宗师。博士毕业后我先到西南财经大学工作，后又因国家需要奔赴香港工作，其间与娄先生常有书信往来。娄先生在晚年患上了帕金森病，即使是在被病魔折磨、双手颤抖的情况下，都尽量亲笔给我回信，关心着他的弟子在新的发展阶段的成长。在信中，他叮嘱我：“走上了领导岗位，加重了责任，我相信你一定会好自为之、不负众望的。”当得知我受到国务院表彰时，娄先生非常高兴，在信中给予我祝贺和勉励。殷殷之情，令我分外感动。娄先生的这些亲笔信件，今天已成了非常珍贵的史料。

　　1994年、1997年、1998年，我曾先后三次从香港回到母校看望娄先生。当时娄先生的身体受疾病侵扰已久，我看到他老人家消瘦的面庞，心中甚是心疼。然而，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先生还没忘与我讨论他毕生热爱的会计事业。他预言：二十一世纪的经济将是中国的天下，二十一世纪将是属于中国的世纪。因此，二十一世纪世界经济和会计发展所面临的新问题，将由我们中国来提出和解决。1998年我最后一次见到先生，在和他老人家分别的那一刻，我向娄先生和娄师母深深地鞠躬，先生一直把我送到门口，不舍之情都隐含在我们师生二人的心中，未曾想到此次分离竟成永诀。

　　如今，娄先生已经离开我们15年了，他的预言也正在中国大地上一步一步地实现。今天，在娄先生100周年诞辰之际，回忆在先生门下学习、工作的日日夜夜，先生的音容笑貌就仍然浮现在我的眼前。先生治学严谨、育人不倦，以及对事业高度热爱、孜孜追求的会计学泰斗风范更是让人感念。

　　敬爱的导师娄尔行先生，您是学生心中永远的高山，学生永远怀念您！

　　张鸣：娄尔行教授——我人生永远的灯塔

　　今年是我的恩师娄尔行教授诞辰100周年，在缅怀这位会计学大师之际，我想起娄先生的许多往事和使我终身受益的教诲。先生就像我茫茫人生海洋中永不熄灭的灯塔，指引我前行的方向，照亮我生命的行程，又时时温暖我的心。

　　老子曰：“执大象，天下往”，大象虽无形，然是一种上善若水、润物无声的胸怀，一种荣辱不惊、大道至简的境界。娄先生在我这个学生的心目中就是这样一位会计学思想的执大象者，他在博学中参悟灵性，在平和中创造思想。

　　记得1988年，我硕士毕业正处在人生迷茫之际，到底是留校继续当老师还是投身于商海大潮，瞻前顾后，思虑良多。娄先生通过石成岳教授（我的博士副导师）鼓励我继续学习，争取考取博士研究生，充分发挥自己的研究特点，为会计教育和研究再作贡献。因为当时娄教授著作宏富，治学严谨，对我们一般教师来讲可谓高山仰止，所以听到娄教授的鼓励，我不但受宠若惊，也明确了人生的方向，最终在先生的指引下经过不懈努力考取了先生的博士生。后来才知道，我在《财经研究》上发表的两篇论文，因涉及以“资本论”为理论基础的会计理论研究，编辑部是通过娄先生仔细审阅和好几次修改后才发表的，所以我才会进入娄先生的视野，可以说先生的鼓励和教诲改变了我的人生，现在想起依然感慨万千。

　　在跟随娄先生求学的时光里，能亲耳聆听先生的教诲，我如沐春风，受益匪浅。先生不但教我们知识，更教育我们如何为人处事，尤其在如何为人师表方面给我们作出典范。他虽然年事已高，但仍坚持每周亲自为我和孙铮（后曾任上财副校长）授课，《高级财务会计研究》、《会计理论研究》和《高级审计学研究》这三门课程就足足耗费了近两年的时间，现在回想起来仍然心潮起伏，满怀感激。先生这种严谨治学的精神，真是吾辈教师应该努力效仿之楷模。

　　记得先生常用韩愈《师说》中的名言“传道、授业、解惑”教育我们，传道释义是教育思想的基础。他常说，老师不能只是一个教书匠，而应该成为一个学者，要有自己的研究观点和思想。在为先生笔录一些纪念性文章和研究性论文时，我进一步被先生的先进会计思想所折服，并终身受益。我的博士论文选题《成本计量概论》就是在先生的指导下确立的，因为先生认为会计理论特别注重资产计量和收益确认，但会计中的“成本-效益”原则决定了成本计量是会计所有计量的基础，所以我的博士论文完全是在先生的创新型思维的指导下完成的。另外，当时在我国市场经济尚不发达的环境下，会计界有一种重会计而轻财务的思潮，但先生始终认为财务是会计密不可分的一部分，会计的计量和报告就是为了达到有效的企业资金管理的目标。所以，在先生主持的多次领先于全国会计教学和教材体系的改革中，他始终将《财务管理》课程作为新会计教材体系的重要部分，并要求我作为该书的主编之一，在教材的编写过程中一直与我进行深入研讨，悉心指教，从此也引导我走上了对公司财务深入探究之路。

　　尽管先生在学术上造诣精深，才学广博，但在生活中和为人方面却是平易近人，称得上睿智且平和、灵惠更谦逊，真正具有大师的风范。记得我们学生给先生打电话时必敬称“娄先生好”，其他任何人也必敬称“娄教授好”，但先生接听时第一回答必定是：“对的，我是娄尔行。”每次过年去先生家拜年，先生必定会为我的小孩准备新年礼物，并非常和蔼地与小孩说笑和玩耍，让我和家人都倍感亲切。先生晚年时常要去就医配药，我也常常陪同照顾，当送先生回家离开时，他总会握着我的手反复道谢，更令我对先生敬爱有加。在与先生相处的日子里，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虽然这些都是小小的生活细节,但却充分体现了先生待人谦和的处世之道。先生从不以大师或泰斗之名居高临下，也不会在学术上一家独言，学术讨论时大家都是畅所欲言。在为人处事方面，先生更是我的榜样，他虽年事渐高，但从来都是衣着严谨，待人和睦，学术求精，尊人敬事。

　　回忆起先生的生前教诲和与先生相处的件件往事，我总是嘘唏不已，感慨万千。先人已乘黄鹤去，后辈必有文章来。先生不但传授我们知识，更教会我们如何做人，他的所言所行必将成为吾辈楷模和典范。在纪念先生百年诞辰之际，我们不但要将他的学术思想发扬光大，更重要的是要将他的人品、人格继承下来，世代相传，永不磨灭。

　　张文贤：满庭芳之泰斗颂——缅怀恩师娄尔行教授百年华诞

　　一、海归

　　翻山越岭，飘洋过海，雄鹰展翅飞翔。披荆斩棘，上西天取经。择校无如择师，幸运儿，三生有幸，密西根，拜师裴登，名师出高徒[1]。海归，争朝夕，路行万里，书破万卷，内心充满憧憬，报效祖国。会计大师传人。擎天柱，学贯中西，智慧树，博古通今，诗词信手拈。

　　二、国宝

　　蛟龙入海，鲲鹏飞天，搏击风云变幻。专业眷恋，伯乐挖人才，从复旦作交换[2]。苏州河，河滨大楼，灯长明，挑灯夜战，一心攻难关。国宝，联合国，代表CHINA，豪情满怀[3]。掌握话语权，扬眉吐气，全球刮目相看。火车头，勇往直前[4]。奔腾急，硕果累累，准则开新篇。

　　三、泰斗

　　玉树临风，祥云化雨。培育多少英才，桃李圣贤。润物细无声。乐比牛顿肩膀。写家书，思想散步[5]。作序言，古道热肠，一片舔犊情[6]。泰斗，天行健，耳提面命，成人之美，盼后起之秀，青出于蓝，调侃弟子丰采[7]。树塑像，校园有魂[8]。长相忆，音容笑貌，师恩重于山。

　　[1]1937年，娄尔行先生从国立上海商学院毕业后，先后收到美国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西北大学和威斯康辛大学四份录取通知书。由于最早收到密西根大学的通知，就进入该校企业管理研究生院攻读硕士学位，师从大名鼎鼎的会计大师裴登（W.A.Paton）教授。

　　[2]1980年，上海财经学院姚耐院长亲自登门请娄先生“出山”，最后“以教授换教授”，聘请娄尔行教授从复旦大学回上海财经学院担任会计系系主任。

　　[3]1983年和1984年，娄尔行教授两次受命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出席联合国“国际会计和报告准则政府间专家工作组会议”并发言。

　　[4]娄先生常对女儿说：“我是火车头，你们四个女儿各是一节车厢。”

　　[5]娄先生给各地的女儿每周一封家书，每封信都有编号，并且要求及时回信，称为“例信”。三十多年他的亲笔信有近两千封之多，娄先生把家书比作“思想散步”。

　　[6]1987年，苏州大学选派我赴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作访问学者，我向娄先生辞行。当他得知我将去蒙特利尔时马上说：“我让娄有轼（他的侄儿）到机场接你。”本来我还担心到异国他乡举目无亲，竟有如此缘分，真是喜出望外！1994年，我主编《会计学原理》（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请娄先生写序，他欣然答应并且热情洋溢，勉励有加。他写道：“复旦大学恢复会计学系，这是我国会计教育界一件引人瞩目的大事。张文贤教授以其丰富的教学经验，膺选为系主任，任重而道远。今在擘划经营之余，不辞辛劳，组织高手编写完成《会计学原理》一书，苦心孤诣，殊堪推许。”复旦学生组织会计学会出版内部刊物《复旦会计》，我请娄先生亲自题写刊名。看到会计大师的墨宝，青年学子们倍受鼓舞。

　　[7]上世纪90年代，我经常登门拜访娄先生，他总是非常欢迎并热情接待，有时还跟我开玩笑说：“我在电视上看到你在中央电视大学讲课，我认识你，你不认识我”，还说，“你的衬衫和领带很漂亮。”我回答他：“那衬衫是中央电视大学花十九元给我买的，讲完课就还给他们了。”我们师生之间也有遗憾：他一直希望我们两人合影留念。但是，要么未准备相机，要么旁边无人代劳，要么精神状态不太理想，他总是追求完美。有过一次请人照相，据说效果欠佳而作罢。

　　[8]在他百年华诞之际，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理事张为国博士捐赠娄尔行教授塑像，坐落在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大楼。